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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文贞_百度百科

发布时间:2019-07-25 12:12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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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吕文贞(1909—1995)河北省人。字石如,著名爱国人士,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十期毕业,南京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,重庆国防研究院第1期毕业。任北平惠中中学董事长;陆军大学少将兵学教官,陆军大学编译处长;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兼中央设计局专门委员;第十一战区参谋长,第十一战区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;北平行营参谋长,北平剿总司令部参谋长,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,国防实践研究院军事讲座,陆军中将。62年6月移居澳门。90年代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。95年11月29日在京逝世,享年87岁。

  1945年,已是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,要从(九·一八)1931年算起,进入第十四个年头了。

  战争仍在进行,社会一般生活已艰苦之极,但军民上下一心,没有出现厌战思潮,社会秩序,也大体稳定。

  沉默的群众心里,只有一个“抗战到底”的想法,不管“底”有多远,也要走下去。

  这个期望,就激发出贫弱的中国人无穷的潜力、无比的忍耐,强韧坚定的民族性格发挥到最高峰。

  这时期美国麦帅已在西南太平洋,逐岛向日本进击,返回菲律宾逼近日本本土,一般人不怎么知道,因为没有收音机。

  1945年4月,日本21军自湖南宝庆西进,企图夺取我芷江的空军基地。这是日军最后一次的攻势会战。因为日军遇到了比日军战斗力强大的国军,日军惨败。

  日军达到了“攻势顶点”,我们到了“战略攻防转换线”,中国新军,已乘胜从湘西、广西,向广州开始反攻了。

  在这之前,华北也成立了新战区——第十一战区——不平常地是新战区的区域,远在敌人占领区之内的河北、热河、山东。

  名将孙连仲上将为战区司令长官。预定配五个军的劲旅。攻略华北三省,收复失地,其任务明确是一个“反攻战区”。

  孙连仲是河北人,蒋先生把侍从室两个河北人,也派到十一战区去服务。刘本厚为军务处长,我为副参谋长兼作战处长(上边还没有参谋长),让我们一起打回家乡去。

  九月初,何应钦上将,忽然来到西安,召集第一战区(胡宗南)第十一战区(孙连仲)军事会议,宣布中国已接受日军地投降,各战区应速派出洽降人员,与日军联络,越快越好。第十一战区应速在北平,设立前进指挥所,接受日本洽降。

  于是,我也接受个新任命,为“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”,担任一个从未梦想到的新任务——“受降”。

  1945年9月9日,我只能偕几位参谋人员,飞去北平。——因为飞机小,只能容20人,尚有河北省政府几位官员同行。

  机上临时凑合的一群人,既陌生又新奇,面对新经验的挑战,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其实我也一片茫然。

  当天下午,到了北京西苑机场,寂寂无人。知道和门司令的电报未联络上。时日已西斜,但天朗气清,和煦宜人,一股家乡味,陟上心头。“祖国大地母亲,你的孩子们回来了。”立刻想伏地一吻,又怕旁人生怪。正在犹豫之间,伪宪兵司令来了,“报告:军部参谋长高桥坦,立刻来迎。”

  (这人就是七七事变前,驻华中佐武官。和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两人,不断用粗暴无礼、侮辱恫吓的野蛮手段,对付中国政府高级人员的打手。)

  高近桌时,趋步向前,伸出长臂,意欲握手。我顺手一指桌前小凳,“请坐下。”并未和他握手。我是执行同盟国的共同规定,可是他觉得是到中国以来,第一次遭遇到的不幸。本能地,倒吸一口凉气,真的,抽出声来了。

  我以为受降人员坐日本军车进城很不适当。回头问那位航空先遣办事员:“你有没有车?”“有,小车。”“有没有国旗?”“有。”“借我一用吧。”我就登上这悬有中国国旗的小车进城。

  到机场时,我的参谋人员,已与门致中司令(反正伪军)联系,他不在家。只联络到何其巩,反正两人都不认识,我们一群人,就开到何府去了。

  何其巩曾做过冯玉祥的秘书长。现任民国大学校长,和日军部关系很密切,是政治上的活动分子。设宴热烈招待我们,然后把我们安排住到北京饭店。

  北京饭店,停电,没电梯;楼梯无地毡,滑滑地向上爬。真有点累,服务员向我们鼓掌,也无力招呼。

  1945年9月10日上午9时,联络参谋报告: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求见。我答应请他们进来。

  根本博几人入室,知道不可再握手,鞠躬为礼,我起立还礼。然后他们在桌前小凳上就座。

  我真佩服年轻参谋的灵敏性,就在我命联络参谋引导根本博来见的一瞬间,他们已经把中国国旗和党旗悬挂在我桌后的墙壁上,使我座位,增加了国权的气势。

  根本博先介绍同来的高桥坦参谋长,渡边渡参谋副长,及翻译尾关正尔中佐,然后说昨天未到机场亲迎,表示歉意;也询问曾由重庆转致孙长官电报,不知已收到否。之后接着说:“贵官远道而来,负责主持前进指挥所,敝官非常钦敬。”

  “今后,本司令部对前进指挥所的联络,敝官已指派高桥坦中将为全权代表,负责联络事宜。”

  “须报告的是自从停战后,即有不明系统的部队,到处破坏交通,并要求占领都市,解除日军武装……治安破坏,实与民生有重大影响……如能示之贵国军到达时间,实为大幸。”

  关于日军,不准向任何游杂部队交出武器。并应维持社会治安等项。贵官应有由何总司令致冈村宁次将军的备忘录中,可以了解。”

  根本博把他担心的事,已明白表达出来。但我只有十几个参谋,当然解决不了问题,只有命日军照备忘录办事。

  另一件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对投降日军的态度问题。我对根本博说:“胜利者对能悔改的失败者之宽恕,为人类最高道德。我中国是有伟大文化的民族,在日军正式纳降以后,我政府对日军及日侨必依国际公法,使日本军民有安全的保障,决不报复。”

  无论我说什么,根本博司令官,始终微笑,保持大将的雍容气度,可是当我说这段话的时候,渡边渡少将,却把眼睛闭上了。

  高桥坦对我的态度是明白的,渡边渡是怎样想法呢?将对我的工作,有一定的影响。

  我很感谢参谋人员办事迅速,进驻指挥所第一天,即对日军下达命令,召日军代表高桥坦中将来指挥所洽降,接受受降官的命令。

  发出命令的同时,我指示日军代表,不准佩刀、佩勋章勋表。当晚门致中司令受日军部委托来见我。

  我想日军投降时,不得佩戴军刀,是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塞的共同规定,适用于中国战区。能否执行,有关国格。我断然地说:

  “日本人的勋章面子,是流中国人的血换来的,我以胜利国受降人员的名义说,我不愿意在洽降时,见到有损中国面子的东西——胜利者更需要荣誉。”

  他怎么想法,我不知道,但习惯于服从日军命令的人,骤然听到中国人使用自己正当权利说话的声音,似乎尚未习惯。

  列席人员:高卓东、刘漫天、施奎龄、何海秋、张伯驹、陈开疆、刘之泽、张家铨、杨海澜、许绍庄、李竞俊、王子恩、张廷楼、黄宗徵共十四员。

  记者:中央社分社主任丁履进,江松年、马在天、赵光贤、白进文、卜青茂六人。

  是日,高桥坦准时到达指挥所,候传。经参谋报告,准召见后,隋承礼中校引导高桥坦中将进入洽降室,依指示就位,坐在洽降主任前方的对面。

  吕:“我为中国战区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,代表受降主官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,办理日军投降事宜。”

  高:“本人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中将高桥坦,代表本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办理投降一切事宜。”

  吕:“本战区司令官孙连仲上将,由电报交门司令转致根本博中将第一号备忘录是否收到?

  “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九月九日以前,即日本正式签定降书前,历次致冈村宁次将军之备忘录及是日以后的命令,贵官均已知照并遵办否?”……

  每次发问后,高桥坦均一一作答,认为满意后,吕主任即下达有关受降的训令三项,每项命令均由吕主任宣读,再交高桥坦代表领阅,详看内容。

  “(1)我军对平津、保定、石家庄地区,为期交代之完整圆滑起见,现正负全责,担当治安之维持。”

  “同时对于兵器及军需品,及军事设施,亦完整加以保存,并正准备逐次确实交代,以副贵军之要求。”

  “(2)在此区内匪团跳梁,长城内外,苏军之行动,未可轻视,敝军已有一部变更部署,以防意外。”

  “(3)苏蒙军及匪团行动,实为交代中极大障碍,我方为遵照备忘录之规定,及保持东亚盟主之贵国与敝国之友好起见,当尽我最大之努力,以排除此种困难,以实行交代。”

  “此后当竭诚遵行贵军之要求,敬希垂察微衷。望对敝军所陈之事项,还祈采纳。”

  “(4)在接收上所需资料,定遵贵军命令准备,如数呈缴,如有所需,可随时派员往询。”

  唯对所提“此区匪团跳梁,长城内外苏军之活动,未可轻视。”及“苏蒙军及匪团行动,实为交待中之极大障碍。”事涉敏感的政治问题,实非我洽降主任所宜置答。

  我胸中早有“雅尔达密约”的沉重压力,而今苏军又进入我东北参战,正是“事未可知”,岂止“未可轻视”而已。但我当时的直接反应却是决不受日本人的挑拨,当即说道:“苏联系中国的忠实盟国,决不会做出不利中国的行动。”

  吕:“今天知贵官对应准备事项,已积极准备,对所领训令,表示切实履行。此种积极态度,给我印象甚深,殊表欣慰。”

  我和列席诸友在室前,院内合照一像,大家都说有历史意义,因为百年来,中国第一次是受降者

  高桥坦在机场,我拒和他握手,洽降时不准他佩刀,有点不服气。口出怨言,意图报复。适七·七事变前,和他共同逼压侮辱何应钦的搭档酒井隆与他唱和。酒井隆是煽动暴乱的黑手。颇有制造动乱,使我国军到达北平前,发生点风波的意图。不知会发生什么事。

  最不争气的是“中国人污蔑自己人的劣根性,也会随时犯病”。我到北平不够一周,情报组报告说:市上频传“吕主任和名伶言慧珠往来颇密”消息来源不明。待查。

  后来,张家铨送来一份有名大报,头条新闻,竟然是“吕文贞携名伶招摇过市,王鸿韶怀仁堂白昼宣淫”(王是北平行营的参谋长。怀仁堂是中南海里的“戏台”,作开大会所用的。)这更助长了高、酒的气焰。

  日人加以从中煽动,立刻传遍九城,家喻户晓。酒井隆、高桥坦再散出日军不稳的消息,于是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。

  指挥所人员,每天埋头十二小时的工作,晚上也忙着办公,对外边事,本不太清楚,可是关心我们的人,却不断来报告外边的消息。有天晚上,有位在北平地下工作人员,竟来对我说:“外边风声很紧,主任最好换便衣躲一躲。”

  “我是主人,主人怎可离开自己的家呢?我是代表中国主权来的。我是军人,宁可死,也不应该做出使中国国家蒙羞的事。怎会躲开呢?

  第二天,何其巩打电话来,约我到他家晚餐。说,根本博也来。晚上,我准时到南池子何府,门口已有人守候,接我下车便说:“何先生请主任先到书房,何先生在那等着呢。”

  他引导我到书房落座之后,何先生便对我说:“高桥坦说很多闲话,市面不好。司令官来了,彼此谈谈好。”最奇怪的,他突然说“如果有什么大的集会,请你给我个面子,让我做首席说话。”我自然会的。但这时候,说这话,是什么意思呢?是让我感激他约根本博的用意吗?我没作声,就去会客室了。

  和根本博彼此招呼之后,立即入席,何先生名厨名菜,的确出色。敬酒之后,何先生开口:“近来市面不好,谣言多,人心浮动,与治安不利,你们两位指挥官,应该好好谈谈。”

  根本博于是发言:“何先生所说,我也感到忧虑。但自停战以来,敝官的统帅权下落,对所部确有监察不周之处。军中违反军风纪之事,频有发生。甚至有人来诱说士兵向八路军逃亡之事。目前如发生使人不满意的事件,请贵官见谅敝官之处境。”

  根本博处境的困难,是可以理解的,投降之后的军队,能维持这样的纪律,已经难能可贵了。但他说话之意,恐不在此。他似乎是在传递一种消息,“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发生,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。”在这敏感的时刻听来,就觉得暗含着威胁的意味了。也许他并无此意,但我手无一兵一卒,国军什么时候到达,尚未可知,就不能不偏这方面想了。我总要说服他对备忘录维持治安条款的执行,负全责才行。

  于是我对他说:“对贵官所说,我有充分的了解。对贵官的处境,我也十分的同情。但我们两个都是军人,军人以服从为天职,我们两都在执行自己国家的命令。

  “我今天负责指挥所的责任,主要就是要服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,战区受降主官孙连仲上将的命令,来贯彻执行同盟国的共同规定,忠实地严格办好我们受降备忘录各项事项。

  “贵官亦应谅解本官所代表的立场。而且我可向贵官再说一遍,我国必能依照国际公法,保障日军日侨的安全归国。与贵官第一次会晤时,已恳切表明此意了。

  “贵官今为贵军投降代表。贵国天皇已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。天皇冀望于阁下者,必为圆满完成投降事务,使日军民早日安全归国。

  “将军之任务,今昔异趣。今日圆满办好投降,即为将军之业绩。如出现与天皇意旨相悖之遗憾事件,既违军人服从之义,恐将军亦难光荣归国。”

  我谈,日外务省那文官翻译。根本博集中精神,静静地认真听着,但他抹去了他的招牌微笑,似乎心里在沉重的思考。

  过了一刻,根本博经过深思,然后意味深长的说:“敝官必当竭诚尽力圆满完成投降的任务。

  我们最后以和谐的微笑结束,并未争论。也不负他一番苦心,日军不稳的谣言,也从此可以扫清了。

  “我们在日军里边有人,知道高桥坦和酒井隆,态度恶劣,想鼓动日人同意他们闹事,对内煽动,对外散布谣言。的确使市面上紧张。

  ‘今天我们遇到的吕将军,才是“真中国人”。以后日本就要和真中国人打交道了。应该改变的是日本人对吕将军的态度。’

  我接到张家铨这个报告,知道风波过去了。我感谢第一次听我话时闭起眼睛的那位将军。(随后他介绍日本政、经、新闻专家和我谈中日未来问题。)

  我们早知道,酒井隆、高桥坦企图制造混乱,破坏社会秩序,并妨害投降圆满进行,遂下令把酒井隆逮捕。

  酒井隆此时,已为退休的中将。被捕后来见我,用绷带挂起一条胳臂。我问他“你做什么来着?”他说“我什么也没做。我在养病,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  顺便提一笔,川岛芳子(金碧辉)也被捕了。她对我说:“我是中国人,我爱中国。”我想中国永远不敢接受这样的“爱国者”。这个冒牌爱国的真正罪犯,也在北京处以极刑。

  (第三两栖兵团,秘密来华,协助输送日军民归国。最高统帅授权美军代表中国在天津受降。)

  他自我介绍为美国第三两栖兵团副参谋长,负责外事联络,该部已在中国海上,预定由塘沽登陆。

  “我知道你不知道,这是蒋委员长和我们总统两人达成的‘密约’,特别来华协助中国遣返日军的。事前连何应钦也不知道。”

  (我了解,美国罗斯福总统雅尔达出卖了中国,又怕红军进入东北,不肯撤军。而史大林既从中日战争中捞取中国领土的利益,又防美军来支持中国。我接受他的解释。)

  于是我约施奎龄(河北省财政厅长)作临时翻译,和我一起搭美机去天津。复由华德驾车一起去塘沽,登上第三两栖兵团旗舰。华德领我会见了洛基司令。当向他致欢迎词:

  “我代表中国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上将,欢迎贵军来我战区,执行联合任务。希望尔后合作愉快。如有需要中国方面任何帮助之处,请华德和我联络。”

  洛基司令正在和在座的一位四星上将研究问题,我们随即退出。那四星上将,当然也是秘密人物,华德没说,我也未问。

  不同国家的军队联合作战,现代已成常事。但我们是受过伤的国家,内心深处,总觉得外国军队到中国领土上作业,不是滋味。可是如果没有美海军来协助,战后日军民的遣送,恐怕几年也办不完。

  幸而是一般美军很容易相处,我们之间,从来也没发生过摩擦。只是他们的联络军官黑格上校,在我长官部住着有闲,把所有人都给起了个绰号,可惜我没有。还有一件事,是孙连仲表弟王君,为讨好美军官,借给那个人一笔法币用。后来那位美国军官坚决不还,说他当初是赠与的。我相信王君的外语能力,是很有问题的。

  1945年10月5日华德又来接我,说他们部队要在天津受降。我心里有点意外,怎么外国人到中国区受降来了。——后来我才知道,这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别授权代表中国受降的。是原来的密约,还是临时决定,不得而知。总之在全中国分区受降的命令上是没有的。

  1945年10月6日美军受降,就在司令部前一个小广场举行。投降代表是118师团司令内田银之助中将。仪式简单隆重,升旗,签字,献刀,很快结束。

  宾客入室祝酒,罗马主教蔡宁首先举杯向洛基司令致贺词,第二个我也举杯致简单贺词。

  中国参加受降仪式的,除我代表第十一战区外,另一个就是天津副市长杜建时,只有我们两个中国军人。

  升旗,先升美国旗,奏美国国歌,群众的脸色立刻沉下来。是不是日本走了,美国又来了呢?

  接着升中国旗,奏中国国歌。一下子像火山口大爆发,沉默的群众,脸上突然展开笑容,情不自禁的高呼“中国万岁”“蒋委员长万岁”之声震耳不绝。爱国情绪的强烈感人,使我几乎落泪。

  祝酒出来,有些群众,叫着万岁,向我这边拥来。当我上车欲行时,也许他们猜测我是后方来的什么人,一些年轻人立刻把我车围上,不让车动。更有一些青年窜到我车棚上去,不肯下来。这是什么感情!这感情蕴育着什么力量,谁能把当时的感受复制出来,传递给大家感受呢!

  洛基司令带着属下师长,曾来北平拜访孙连仲长官,孙长官也曾去天津回拜洛基司令。那是我们受降以后的事。

  1945年9月7日,我回到北平,跟刘本厚说:“原定中南海怀仁堂室内受降的计划取消。”——“美军公开受降,我们也要公开受降。”

  “走,跟我一块找新场所去。”刘和我带个参谋,驾车直奔故宫。我第一个念头,是“午门受降”。

  可是到那一看,门上地方太小,门前平地上,后边看不见前边的仪式,否定了我的预想。

  “啊!这个大广场好,可容十几万人吧。”登上玉墀,太和殿前也有好大空间。回头向广场一望,下边也可以望到上边。“好,就在这儿受降吧!”他也同意。

  ——使我们北京市民在“皇宫”为胜利而欢呼,把八国联军的耻辱,也洗刷一下。

  1945年10月10日早晨,故宫太和殿前大广场,已灌满了学生和市民群众,受邀请的中外嘉宾数百人,也纷纷入场。

  首先受降主官就位,我陪着孙连仲上将,自太和殿内步出,到既定的位置。我站在他左后边,长官部的幕僚人员,排队站在受降官后边。

  根本博司令官,率领参谋长高桥坦以下廿二人列队,自群众中间甬道步向太和殿。

  夹道两旁群众,见日军入场投降,高呼“中国万岁!”“蒋委员长万岁!”欢声雷动,声彻云霄。青少年展开欢颜,中年老年人多含热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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